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怕染疫不敢外出運動？當心陷入功能衰退惡性循環 古世基醫師指出，疫情仍在高峰期，民眾如果擔心心肺功能受影響，可先以上述方式自我觀察

」科班教育長期灌輸她的信念，在此刻徹底瓦解。後來她又做了鄭文堂導演《深海》、陳懷恩導演《練習曲》，以前者成為金馬獎第一位獲獎的女性配樂師。

憤怒少女最終還是叛逃了。陳國富帶著《雙瞳》找上她做配樂，愛看電影的她滿口答應，收到劇本才知道是驚悚片。高中面臨升學壓力，老師不理解，學校不允許，她只能收起玩心，關起熱情向外的心門。文：Stella Tsai「有一句話叫『Making Wave』，追隨別人的方式也許會紅，但永遠不是第一名。」她琢磨這句話良久，也回頭檢視了自己接觸不同樂風的歷程，更加肯定耳朵是被開發出來的。

不上不下，是她給自己中學時的註解。而好玩的往往都在前頭，演奏只是最後表現的那一步。2018年花蓮震災募得27億，到現在只用了一半。

其中許多組織平日就已經在各國長久運作相關計畫，無論是國際發展的專業網絡和人才，還是衝突與災害救援的知識和執行力，都遠勝過賑災基金會。現在的轉型則是針對國際上比較沒有能力的國家，在發生巨大災害後去做支持。然而，在官方信任值達到高點的勸募氛圍下，民間募款的聲勢往往難以匹敵。而原本轉收結餘款作為平日防災的任務，這次也不見得會發生。

文：葉敬倫 俄羅斯在2月24日入侵烏克蘭，根據聯合國統計，截至3月22日，傷亡的烏克蘭平民超過2400人，670萬人流離失所，逃難到周邊國家的難民突破360萬人。在台灣的國際局勢和外交策略中，這種官方和民間代理組織的模式早已運作多年，常見與外交部合作執行國際賑災的像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、慈濟基金會和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（國合會）等。

官方的民間代理組織，民眾信的是官方還是組織？ 話雖如此，許多捐款人不理解公益運作和財團法人受監督的細節，捐款時多半還是衝著募資背後的「外交部」而來，相信官方單位有能力好好分配善款。就算有，也會用在相應的計畫上，例如國內NGOs要到當地做災後重建，或甚至有烏克蘭人未來合法來台尋求庇護時，也不排除可作為協助款。再加上去年初業務拓展至國際合作，已有學者認為賑災基金會將繼紅十字會之後，成為台灣官方的代理組織。2016年台南地震2年後，結餘款仍高達近20億。

對此，張景森說：「我們跟紅十字會功能完全不同。歷經多次轉型，賑災基金會首開國際救援業務 921災後，賑災基金會屢次在重大災難後承擔災害勸募的結餘款，作為平日的社會災防訓練與整備，並且在2013年調整主管機關為衛福部。」 張景森解釋，賑災基金並不像紅十字會、世界展望會、慈濟基金會等組織，具備實際執行救援的能力，因此未來將會把這些組織視為合作夥伴。」 換言之，對內募款時，民眾的信任來自背後的政府單位，但對外在國際間輸送善意時，賑災基金會才是名義上的主角，外交部則回歸一個單純的「轉手」和協調單位。

其他大型民間組織如慈濟基金會則多次爭議纏身，少數有做國際發展的台灣NGOs（非政府組織）又聲勢不足。賑災基金會的角色與其說承載信任，更大的立基點在於其「非官方」的身分。

政府真的是信任保障嗎？ 此次台灣除了賑災基金會與外交部開啟的募款，其他如芥菜種會、好鄰居協會、世界展望會、無國界醫生、慈濟基金會和紅十字會等，也都在各自推動烏克蘭募款。而政府壟斷信任的背後，隱含的危機是「倘若哪天連政府都不可信，我們該相信誰？」 近年由地方政府或中央發起再轉交地方使用的募款，在民眾愛心熱潮過後往往無人追蹤。

以民間組織的身分能反映出的需求、能做的事和能說的話，更遠比動輒得咎的外交部來得有彈性。而紅十字會自從2016年《紅十字會》專法廢除後，雖然轉而受《人民團體法》監管，但社會信任已全面破產。這些剩餘款目前並不打算依往例轉入賑災基金會流用，作為防災建設並受《財團法人法》監督，而是轉入地方政府自行設立的專戶，後續使用缺乏明確的管理規範他在《多多益善》採訪中多次提及，賑災基金會是公設財團法人，因為受相關法規監督，民眾「比較能信任」。如同張景森所說，考量台灣複雜的國際地位，這個「由民間發動的募款」，能讓外交部免去以官方名義主動募捐所引發的國際爭議。而紅十字會自從2016年《紅十字會》專法廢除後，雖然轉而受《人民團體法》監管，但社會信任已全面破產。

在這種背景下，賑災基金會在此次烏克蘭戰事中首度出場和外交部合作，積極發動募款。再加上去年初業務拓展至國際合作，已有學者認為賑災基金會將繼紅十字會之後，成為台灣官方的代理組織。

然而過往礙於成立目的，其實無法涉入國際人道救援。歷經多次轉型，賑災基金會首開國際救援業務 921災後，賑災基金會屢次在重大災難後承擔災害勸募的結餘款，作為平日的社會災防訓練與整備，並且在2013年調整主管機關為衛福部。

而政府壟斷信任的背後，隱含的危機是「倘若哪天連政府都不可信，我們該相信誰？」 近年由地方政府或中央發起再轉交地方使用的募款，在民眾愛心熱潮過後往往無人追蹤。現在的轉型則是針對國際上比較沒有能力的國家，在發生巨大災害後去做支持。

其中許多組織平日就已經在各國長久運作相關計畫，無論是國際發展的專業網絡和人才，還是衝突與災害救援的知識和執行力，都遠勝過賑災基金會。另一關鍵在於賑災基金會於2020年底經董事會決議、去年初完成章程修訂，確立了此後可以投入國內「外」的賑災及重建相關事務。雖然適用的法源不同，但這種規模和治理組成，多處和國民黨執政時期極盛一時的紅十字會相似。政府真的是信任保障嗎？ 此次台灣除了賑災基金會與外交部開啟的募款，其他如芥菜種會、好鄰居協會、世界展望會、無國界醫生、慈濟基金會和紅十字會等，也都在各自推動烏克蘭募款。

2016年台南地震2年後，結餘款仍高達近20億。對此，張景森說：「我們跟紅十字會功能完全不同。

官方的民間代理組織，民眾信的是官方還是組織？ 話雖如此，許多捐款人不理解公益運作和財團法人受監督的細節，捐款時多半還是衝著募資背後的「外交部」而來，相信官方單位有能力好好分配善款。以民間組織的身分能反映出的需求、能做的事和能說的話，更遠比動輒得咎的外交部來得有彈性。

2018年花蓮震災募得27億，到現在只用了一半。文：葉敬倫 俄羅斯在2月24日入侵烏克蘭，根據聯合國統計，截至3月22日，傷亡的烏克蘭平民超過2400人，670萬人流離失所，逃難到周邊國家的難民突破360萬人。

」 張景森解釋，賑災基金並不像紅十字會、世界展望會、慈濟基金會等組織，具備實際執行救援的能力，因此未來將會把這些組織視為合作夥伴。2004年南亞海嘯造成22萬人死亡，當時由外交部募來超過1億台幣的善款，遲至半年後才到位，當年的行政院新聞局（現已裁撤）發起的4億募款更時隔多年仍未撥付完成，遭監察院糾正。」 換言之，對內募款時，民眾的信任來自背後的政府單位，但對外在國際間輸送善意時，賑災基金會才是名義上的主角，外交部則回歸一個單純的「轉手」和協調單位。他也在受訪中明確指出：「我們作為募款單位，日後會要求外交部提供受捐單位和使用明細報告，賑災基金會整理後將以各種方式對外公開。

這些剩餘款目前並不打算依往例轉入賑災基金會流用，作為防災建設並受《財團法人法》監督，而是轉入地方政府自行設立的專戶，後續使用缺乏明確的管理規範。台灣外交部從3月2日開始，透過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成立賑濟烏克蘭專戶，並結合網路募資平台與各方企業捐款，預計在1個月內募得新台幣10億元，如今已超過8億。

就算有，也會用在相應的計畫上，例如國內NGOs要到當地做災後重建，或甚至有烏克蘭人未來合法來台尋求庇護時，也不排除可作為協助款。賑災基金會的角色與其說承載信任，更大的立基點在於其「非官方」的身分。

在台灣的國際局勢和外交策略中，這種官方和民間代理組織的模式早已運作多年，常見與外交部合作執行國際賑災的像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、慈濟基金會和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（國合會）等。過去我們的經費在支持國內天然災害後的災民扶助，但過了這麼多年，各種災後救助法令都齊備了，政府開始有很強的災後救助能力和預算，所以我們轉向投入事前的災害預防，例如協助原住民部落改建。